南方财经网|中信建投：当前全球宏观形势有“五个不确定与五个确定”

　　中信建投指出，当前全球宏观形势有“五个不确定与五个确定”，主要受AI科技革命、国际货币变革和地缘冲突影响，内核是生产力变革与生产关系调整在全球层面的集中映射。“五个不确定”分别是：一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路径不确定，二是发达经济体的高债务能否持续不确定，三是日元的汇率及全球套利机制不确定，四是原油的地缘冲击与供给安全不确定，五是AI时代的长期全球宏观影响不确定。“五个确定”分别是：一是发达经济体的通胀刚性是确定的，二是发达经济体债务压力与通胀催生的收益率上行是确定的，三是我国进出口高增与制造业升级是确定的，四是我国保持政策定力、高质量发展与科技进步是确定的，五是人民币升值、人民币资产重估与投资中国是确定的。

　　全文如下

　　中信建投黄文涛：迷雾与罗盘·全球宏观的不确定与确定

　　当前全球宏观形势有“五个不确定与五个确定”，主要受AI科技革命、国际货币变革和地缘冲突影响，内核是生产力变革与生产关系调整在全球层面的集中映射。

　　“五个不确定”分别是：一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路径不确定，二是发达经济体的高债务能否持续不确定，三是日元的汇率及全球套利机制不确定，四是原油的地缘冲击与供给安全不确定，五是AI时代的长期全球宏观影响不确定。

　　“五个确定”分别是：一是发达经济体的通胀刚性是确定的，二是发达经济体债务压力与通胀催生的收益率上行是确定的，三是我国进出口高增与制造业升级是确定的，四是我国保持政策定力、高质量发展与科技进步是确定的，五是人民币升值、人民币资产重估与投资中国是确定的。

　　引言：AI、货币和目标任务，大变局中的不确定与确定

　　一）AI、货币和商品价格波动的两种倾向；二）主导未来宏观预期的三个核心议题

　　不确定篇：全球宏观的五个不确定

　　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路径和当前加息不确定；二）发达经济体的高债务能否持续不确定；三）日元的汇率及全球套利机制不确定；四）原油的地缘冲击与供给安全不确定；五）AI时代的长期全球宏观影响不确定。

　　确定篇：全球宏观的五个确定

　　一）发达经济体的通胀刚性是确定的；二）发达经济体债务压力与通胀共同催生的收益率上行是确定的；三）我国的进出口高增与制造业升级是确定的；四）我国的保持政策定力、高质量发展与科技进步是确定的；五）人民币升值、人民币资产重估与投资中国是确定的。

　　结语：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投资确定的中国

　　引言：AI、货币和目标任务，大变局中的不确定与确定

　　一、AI、货币和商品价格波动的两种倾向

　　当前，新一轮AI科技产业革命、国际金融货币变革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蓬勃、加速、螺旋演进。在这一时代进程中，如何把握生产力格局变化？如何把握货币金融格局变化？如何把握生产关系格局变化？这些问题都是当下宏观经济研究需要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重要命题。

　　2026年至今的短短9个月之中，全球资本市场就已经历了AI科技、国际货币和地缘能源这三个重要板块的大幅波动，部分重要AI股指、利率汇率和商品价格的短线波幅皆达数十年一遇。这样的年内波动节奏，大致的反映了市场上至少存在两种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对当下大变局的较乐观倾向，其更加注意到了AI科技、国际货币和地缘格局变化的积极影响因素，对宏观经济的未来预期，更倾向于直接给出更加积极的市场定价。

　　第二种倾向，是对当下大变局的较谨慎倾向，其更加注意到了AI科技、国际货币和地缘格局变化的风险影响因素，对宏观经济的未来预期，更倾向于暂时先给更加审慎的市场定价。

　　这两种不同的预期倾向，在今年以来的相应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与显著调整之中，既同时得到实际走势的部分确定验证，也同时受到实际走势的部分不确定挑战。

　　事实上，两种倾向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对三个核心议题的预期态度不同——如要真正把握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的未来走向，或是要努力促成第一种乐观倾向情形的发生、减小第二种风险倾向情形的概率，就都要对这三个可以主导未来态势的核心议题有更加明确的认知。

　　二、主导未来宏观预期的三个核心议题

　　我们认为，当前有三个核心议题，既是引致年内出现两种倾向的重要成因，也将继续主导未来宏观经济和市场预期的走向——一是AI科技革命和其宏观经济影响的议题，二是国际货币变革和其未来发展走向的议题，三是全球宏观发展的目标任务和治理选择的议题。

　　这三个核心议题的发展变化，既有相互独立的因素，也有相互影响的因素，既有已经相对确定的态势部分，也有仍高度不确定的态势部分。

　　第一个核心议题，是AI科技革命和其宏观经济影响？

　　当前已经确定的：AI是当前最重要的通用底层技术进步，是将显著提升生产力和重构生产关系的重要长期力量，是未来全球宏观经济和大国竞赛格局的决定性科技力量，也就是说，在宏观经济的资源分配层面上，AI科技创新将是得到长期战略支持的重点领域。

　　但仍然不确定的：AI对人类“智力”和“注意力”的部分替代，将如何实际传导和长期影响宏观经济？这其中涉及一系列的复杂议题，例如，大量的AI投资如何更高效的转化为实际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提升，“AI智力”对“人类智力”的替代释放将如何重构产业链和利润链，这个正在快速到来的广泛重构时期的就业、贫富分化和宏观均衡将如何实现保障，未来AI机器人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影响，等等。

　　第二个核心议题，是国际货币变革和其未来发展走向？

　　当前已经确定的：全球发达经济体的高债务、高通胀和高利率的“三高问题”正在加速发酵，国际货币体系的“美元单极模式”正在越来越难以稳定，规模庞大的国际经贸循环和快速发展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皆需要开启“更加公正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这一改革需要能更多纳入最广泛新兴市场和南方国家的普遍发展诉求。

　　但仍然不确定的：美元的实际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宏观政策走向，及其对全球货币条件和资产价格的影响，仍然是有较高的不确定性的。这其中包括一系列正在发生的迫在眉睫议题，例如，发达经济体的高债务能否持续，美元的本轮加息将持续多久，日元汇率及其套利交易机制，国际原油价格能否稳定，等等。

　　第三个核心议题，是全球宏观发展的目标任务和治理选择的问题，面对AI科技革命和国际货币革命等重大变革，如何真正实现全球合作发展和全人类社会共赢？

　　对此，我们简要引用关于“人与社会发展”的两个经典论述，作为分析判断的整体架构：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美国人本心理学大师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在《动机与人格》中认为，一个完善发展的人，主要有“基本（例如，安全与尊重）”和“成长（例如，创造与审美）”两类需求，主要有“自我实现（例如，个人潜力）”和“自我超越（例如，社会正义）”两类动机，而“以人为本”的意义在于“这些需求与动机，都应是以人的美好追求为中心的，也都应是由人的主观意志来设定的，而不应是其它”。

　　这两组经典论述，为研判第三个核心议题提供了整体判断框架：

　　对于未来宏观的整体判断，需要持续关注AI科技革命的目标与任务，如果其是坚持“服务于人的需求、由人的动机设定”，那么就可以大致认为“AI更多的是先进生产力工具”，其对于“人类宏观经济和市场的发展是真正发挥积极作用的”；但如果其在未来异化为“服务于AI的需求、由AI的动机设定”，那么就存在“AI脱离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范畴的风险”，可能在宏观经济的实际展望上就需要更加谨慎。

　　也需要持续关注国际货币改革的目标与任务，其要能更好的保障和均衡“基本安全、创新发展、本国利益、国际正义”四个维度的广泛需求，探索构建新一代的更加均衡的国际宏观经济体系；新的国际体系也应是“以全人类的共同美好追求为中心的”，也就是马斯洛的从“自我实现”向“自我超越”进步的宏观层面映射；如能真正向着这些方向演进，那么全球宏观经济的长期展望将是光明而共赢的。

　　综上，在上述对宏观整体态势的理解基础上，展望下一阶段，我们提出当前全球宏观的十个不确定与确定：

　　其中，“五个不确定”分别是，一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路径和当前加息不确定，二是发达经济体的高债务能否持续不确定，三是日元的汇率及全球套利机制不确定，四是原油的地缘冲击与供给安全不确定，五是AI时代的长期宏观影响不确定。

　　从目前看，“五个确定”分别是，一是发达经济体的通胀刚性是确定的，二是发达经济体债务压力与通胀共同催生的收益率上行是确定的，三是我国的进出口高增与制造业升级是确定的，四是我国的保持政策定力、高质量发展与科技进步是确定的，五是人民币升值、人民币资产重估与投资中国是确定的。

　　不确定篇：全球宏观的五个不确定

　　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路径和当前加息不确定

　　在8月28日的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Kevin Warsh）明确阐述了清晰的货币前瞻指引不再适用，其正在采取由数据观察决定的、亦即更加模糊相机的货币政策。

　　对此改变，沃什使用“镜厅效应（hall-of-mirrors problem）”进行解释，其认为“如果市场过度依赖美联储的前瞻指引，而美联储又反过来依赖市场价格，那么大家都很容易对新出现的情况视而不见，容易在局势突变时措手不及”。——这一解释的潜台词，也就是“不再有稳定的前瞻指引”，美联储也将“基于其数据观察，更加相机而变”。

　　那么，美联储将基于哪些“数据”和“反应函数”呢？沃什明确表示“至少泰勒公式是实际上未必有效的”，但又没有给出新的“观察数据集和反应函数”，仅举例了几个“对其个人而言的、印象深刻的、显示美国经济正在走强的、美国金融市场正在展现惊人韧性的数据”。这些数据包括，沃什认为，“美股企业Capex开支及其预期强劲、企业利润及其预期强劲、公司债券和贷款的信用利差处于低位、美国居民实际消费支出增速仍在2%以上、美国劳动力失业率4.1%仍相当稳定、美国PCE同比通胀3.7%”。

　　如果考察沃什给出的这组数据的“利率属性”，这些“强劲数据”大多都是“高度利率敏感的”，也就是指向“加息可能将引致数据回撤”。例如，从美股标普500指数成分企业的二季度最新数据看，Capex仍有约20.4%增长，但自由现金流已经转负，后续融资开支将更加仰赖利率水平；企业利润虽然强劲，但营收增速较一季度有较明显下移，即使在AI领域也已经慢于中证A500对应板块；劳动力失业率虽仍稳定，但劳动参与率已从年初62.1%下降至8月的61.6%；居民实际消费支出仍有扩张，但居民储蓄率从年初的4.4%下降至7月的3.0%，等等。

　　但同时，在沃什的“数据集”中，其声称对“加息决策”构成最直接动因的“通胀数据”却未必“能完全的由加息而回撤”，至少其当前传导路径并不能保证流畅。目前，美国通胀至少有三个主要扰动项，都不完全由利率因素决定：一是油价通胀，原油价格变化主要受中东地缘形势发展影响；二是电价通胀，电力价格变化主要受AI数据中心用电态势影响；三是医疗服务通胀，医疗服务价格变化主要受美国医保体系改革及其两党政策博弈局势影响。——上述三个因素，都加大了美国利率路径的外生不确定性。

　　另外，考虑当前美股估值和其杠杆水平、美债规模和其利率水平，皆已经处于近几十年来的高位，进一步加息对美国金融稳定的潜在影响，也需要更多时间观察。

　　二、发达经济体的高债务能否持续不确定

　　发达经济体的债务问题，其本质已经不是“能不能还上本金”，而是在高利率之下“利息的雪球能否继续滚续”。美国联邦债务已于2026年8月突破40万亿美元，总政府债务与GDP之比约达123%；日本的政府债务规模更高，总政府债务约达1344万亿日元，总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达到205%；意大利、法国、及G7国家平均的总政府债务与GDP之比，分别约达139%、118%和126%左右。

　　债务货币化时代的退潮，使发达经济体越来越需要直面“谁来买其国债”的结构性问题。过去十余年，央行购债是国债需求的重要支撑。如今全球发达经济体央行多数转为加息紧缩，美联储甚至表示将转为缩表，私人部门、海外央行和国内机构投资者能否继续承接发达经济体的大量国债供给，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

　　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约束指标是利息开支。债务可持续的临界点，在于市场利率是否持续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如果“利率持续高于GDP增速”，借新还旧的利息就会越滚越大，被动形成“赤字→发债→抬升利率→利息膨胀→赤字扩大”的螺旋。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测算，2026财年美国联邦净利息支出将超过1万亿美元，将在历史上首次超过国防开支，全年赤字将达到约1.9万亿美元规模、约占GDP的近6%。

　　那么这些债务最终将如何消化？从历史经验看，大致有四条主要路径，通货膨胀、汇率贬值、财政重整、债务重组。从发达经济体过往历史上的主权债务实际化债情况看，通货膨胀、汇率贬值是大多数情况下最常见的方式，事实上，当前的高通胀已经发生，汇率波动正在边际加大；财政重整、债务重组更多是尝试努力的方向，但往往实际效果有限、不到危机时刻难以真正执行，以美国前期由其政府效率部主导的“财政精简”为例，其设定的削减美国财政开支的目标高达“2万亿美元”，但实际效果已无下文，部门自身也已解散。

　　三、日元的汇率及全球套利机制不确定

　　日元套息交易是全球金融市场在过去十余年内的重要杠杆策略之一，其“杠杆平仓风险”具有非线性和传染性。在日本长期超低利率环境下，全球对冲基金和零售投资者借入低息日元，投资高息货币和风险资产，但具体规模难以精确估计。这一杠杆交易在利差稳定时是市场的“流动性提供方”，但如日元利率加息上行、日美利差边际收窄或日元汇率快速升值，就会迅速转变为“流动性抽离方”。从此类大规模杠杆策略的历史经验来看，如宏观条件变化引致杠杆仓位的集中同向头寸调整，交易平仓的速度和幅度往往超出事前模型的估计。

　　以2024年8月的日元汇率波动和全球市场震动为例。当时，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叠加美国就业走弱，美元兑日元数日之内由约161急跌至142附近，日经225指数在8月5日的单日跌幅达到12.4%、创1987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并经由套息盘止损引发全球股市汇市同步大幅波动。当前空头规模较彼时更为庞大，利差收敛的方向确定、但究竟以渐进或是闪崩的方式完成、全球资产能否平稳消化这一庞大杠杆的解除，大多难以预判。

　　进入2026年以来，日元汇率及其全球套利机制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进一步上行。一方面，日本经济面临的产业、通胀、地缘和贸易等形势压力正在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在由日元套息交易支撑的资产中，有多大规模涉及仍有较高估值和较高拥挤度的美股科技板块资产亦难以确定。从7月以来，日元汇率和其全球套利交易正在面临日本央行加息、美联储加息、美日央行联合干预汇率等多重不确定性。根据财联社等财经媒体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甚至在9月公开发言中明确表示，“我现在就是庄家，所以当我们干预日元时，……，如果你想和我对赌，大可放马过来”。——综上，基本面的进一步走弱、利率预期的反复摇摆、汇率在160整数关口的超预期干预风险等一道，正在放大日元汇率的双向波动风险。

　　四、原油的地缘冲击与供给安全不确定

　　原油不再仅仅是主要由需求定价的大宗商品，而是更多的由地缘风险直接定价的战略筹码。美以伊朗冲突自6月以来的再次升级，承载全球约20%石油和约25%液化天然气贸易的霍尔木兹海峡在7月以来的通航再次受到显著阻碍。进一步看，进入9月之后，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也受到袭击和被迫停运。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在9月的最新估算，本轮冲突或使全球日均石油供应减少约570万桶，中东产油国已经有超1000万桶/日的产能处于受阻状态，预计供应全面恢复的时间将推迟至2027年，而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

　　与此同时，来自“战事预期”和“金融期货交易”端的油价拉锯，又在反复上演“预期缓和、油价涨幅回吐”的情形。从8月底以来，布伦特原油主力合约由8月31日的90.67美元/桶起步；在9月11日，由于中东战事紧张，单日暴涨7.98%至109.29美元/桶；在9月12日，由于美国总统释放“缓和信号”和表示“愿意接触”，单日下跌3.08%至104.32美元/桶；截至9月21日，由于美国总统称“将对伊朗做出重大决定”和“非常担心柴油价格上涨”，而进一步回落至约97美元/桶一线。——由此可见，对于市场上的多数普通交易者来说，原油成为多空双向皆存高度不确定性风险的品种。

　　进一步看，原油价格又恰恰是影响全球通胀和通胀预期的最重要商品，这进而导致了更广泛的全球经济的供给侧不稳定。如果原油供应的供给侧冲击继续延宕，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冲击将从供给侧沿着燃料、化工、交通运输等多重途径广泛传导至中下游需求侧，带来全球经济的更多复杂扰动。

　　五、AI时代的长期全球宏观影响不确定

　　对宏观层面，AI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存在“J曲线”效应，短期效用相对难以精确衡量，长期效用取决于AI对生产率的实际拉动兑现。AI作为通用目的技术，其对生产率的拉动需要经过技术扩散、组织变革和资本重配的等长期的过程。历史上，电力、互联网等通用技术从大规模投资到生产率数据显著改善，都经历了十年以上的耐心培育阶段。当前，本轮AI发展浪潮对GDP的实际贡献，在短期内相对更显著的体现在资本开支形成，而暂时不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升，这一传导及其效用兑现的时滞，构成了长期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之一。

　　对就业层面，AI对就业结构的“替代”与“创造”并不对称，对贫富分化和宏观需求不足的“平衡风险”需要更加重视。AI对认知型、重复性白领工作的替代进程，存在快于创造新增就业速度的可能。如果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而资本收益集中于少数科技巨头，全球总需求结构将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长期压力。这正是引言中“以人为本”判断框架的现实意义，AI若异化为“服务于AI的需求、由AI的动机设定”，其社会成本将有可能超过生产率收益。由此，既需要注重加强AI对新型就业的创造，也需要注重加强对劳动者就业技能更新的支持。

　　对企业和资本市场层面，AI资本开支的可持续性高度依赖企业盈利的兑现，以及整体流动性条件的支持，仍然存在资本开支条件出现波动的风险。当前，全球科技巨头的AI资本开支规模创历史纪录，但自由现金流、企业盈利等数据，仍在存在一定程度的增长不及预期风险。如未来数年AI应用场景的商业化应用进展不及预期，资本市场对AI投资的“高成长溢价”可能边际调整，引发科技板块成份企业估值和相应产业链的周期性调整。对宏观经济而言，随着AI产业链的经济份额逐步升高，其既可以是推动经济新增长的有力新动能，也可以是新的引致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因素。

　　上述情形，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最新调查报告中，得到了初步的阶段性数据支持。根据NBER于2026年3月发布的《企业AI应用数据（Firm Data on AI）》调查，基于对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和澳大利亚企业的近6000名高管的问卷反馈——截至当前，已经有69%的企业在积极应用AI，但约90%的受访高管表示AI尚未对其企业的就业或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展望未来三年，受访高管预计AI将可以提升企业生产率的平均幅度为1.4%、提升企业产出的平均幅度为0.8%，但也同时预计AI将导致企业就业岗位减少，预期的平均岗位数降幅为0.7%。

　　确定篇：全球宏观的五个确定

　　一、发达经济体的通胀刚性是确定的

　　近年来，发达经济体的通胀中枢出现了系统性抬升，其背后动因是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双重结构性变化，2%的通胀目标在目前来看仍较难稳定实现。本轮通胀不是简单的货币现象，而是供给侧结构性约束与需求侧货币超发共同作用的结果，涉及劳动力短缺、供应链重构、地缘碎片化、能源转型成本、赤字财政和债务经济等一系列复合因素。供给侧约束具有长期性和刚性，意味着除非出现超预期的大幅经济衰退，否则通胀难以像疫情前那样轻易回到零附近的低位。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参与就业劳动力的结构性紧张等因素，使“工资物价螺旋”虽然趋于温和，但仍在持续，其中的部分服务价格通胀的粘性仍然相对顽固。发达经济体劳动参与率的结构性下降，主要由于老龄化、提前退休、移民政策收紧等因素，使得工资增速整体上高于劳动生产率的潜在增速。另外，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占GDP比重普遍较高，而服务业工资成本的占比一般较制造业相对更高、调整节奏相对更慢，这也部分导致了核心服务通胀的粘滞效应和较难快速回落。从一般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来看，如果其劳动力市场不出现较显著的条件恶化，则服务通胀将持续构成对整体通胀的粘滞因素。

　　从美国的通胀数据来看，美国CPI同比从2021年3月以来，已经连续65个月站在美联储宣布的2%目标水平以上。最新的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的预期中值甚至认为，美国的通胀可能需要到2029年才能回归到2.0%的目标水平——从具体结构看，油气、电力、医疗、部分服务、部分算力电子等领域的价格扰动和易涨难跌，构成了本轮美国通胀的主要刚性和粘滞部分。

　　二、发达经济体债务压力与通胀共同催生的收益率上行是确定的

　　通胀与债务共同催生的长端收益率上行是确定的，长期美国国债利率这一全球资产定价之锚正在被整体推高。截至2026年9月，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月内一度突破5.00%，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破5.31%，皆创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的新高。不仅仅是美国方面，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50%一线，为2009年以来高位，年初仅1.86%；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升破3%，创近三十年以来新高。

　　发达经济体长端利率的上行，已经不是单一因素或单一国家的个例，而是正在成为普遍的同向重定价。其背后是三股力量推动的同向共振：一是通胀和通胀预期的上移，市场要求更高利率补偿；二是前期财政主导的国债大量发行，随着赤字率的持续抬升，例如美国已经接近6%，推动期限溢价整体走阔；三是国际美元流动性的边际紧缩、大型科技企业长期债务发行的增加、叠加国际地缘形势的扰动等复合因素，进一步提升了市场对发达经济体长期债务的风险溢价要求。

　　进一步看，发达经济体的主权信用国债可能正在经历全球投资者的“祛魅”，即不再被视为“几乎无需风险溢价的无风险利率品”。2026年以来，一个标志性事件是黄金已超越美债，重新成为全球第一大官方储备资产。根据新华社等通讯社报道，根据欧洲央行的最新报告，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而美国国债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占比降至22%，其他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为20%，欧元储备资产占比为15%。——黄金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5.0%的条件下，重新回归为全球第一大官方储备资产，意味着发达经济体债务的实际吸引力下降。

　　三、我国的进出口高增与制造业升级是确定的

　　在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的条件下，2026年我国出口逆势高增，成为全球贸易和我国经济增长的有力动能。2026年8月当月，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46455亿元，同比增长19.8%，比7月进一步提速0.6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7274亿元，增长18.6%，进口19181亿元，增长21.7%。2026年前8个月累计，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347753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658亿元，增长14.6%；进口146095亿元，增长22.0%。同时，前8个月的一般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0.5%，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6%，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9%。

　　这轮高增不是短期抢出口，而是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从“规模优势”升级为“全产业链稳健强韧优势”的集中体现。在全球制造业和供应链受到能源成本、地缘安全、航路运输、贸易压力等一系列不稳定因素扰动的同期，中国制造业凭借完整稳定的产业链、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持续的技术进步和工程师红利等全域系统性优势，成为全球供应链在复杂扰动中最可靠的“系统基座”与“稳定锚”。这种优势建立在长期积累的工业基础和人力资本建设之上，不会因短期关税扰动或地缘摩擦等因素而轻易逆转。

　　我国正在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出口产品的质量与技术含量持续升级，国际贸易的模式与结构也在持续优化与多元化。2025年全年，我国贡献了全球出口增长的约一半，其中，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的全球份额已突破40%。从结构上看，“新三样”与“新新三样”贸易梯队接力，在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高端装备、船舶等领域，我国已经形成从材料、零部件到整机的全产业链贸易竞争力。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在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从贸易多元化上看，我国持续做大新兴市场贸易基本盘。今年前8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7.7万亿元，增长15.9％；对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0.9万亿元，增长22.2%；对其他上合成员国进出口2.8万亿元，增长15.6%；对东盟、拉美、非洲分别进出口6.0万亿、2.9万亿、1.9万亿元，分别增长20.6％、14.5%、18.5%。

　　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我国的“进口增速较出口增速更快”，持续强化“出口中国、购在中国、投资中国”联动的成效显著，持续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红利惠及全球，持续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加快全球好物进入中国市场和惠及我国消费者。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全年进口额有望再创新高。我国商务部近期表示，未来将进一步推动“政策+活动”双轮驱动，积极扩大优质产品进口，促进进出口平衡发展，推进全球优质商品进入中国消费市场、融入中国的产供链体系，给各国企业带来更多订单，促进其相关产业发展，并增加当地就业。按照世贸组织最新公布的一季度全球贸易数据，中国进出口合计拉动全球贸易增长2.1个百分点，对全球贸易的贡献率达到20.3%，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为全球贸易增长提供持续动力。

　　四、我国的保持政策定力、高质量发展与科技进步是确定的

　　中国宏观政策始终坚持“以我为主”，不搞“大水漫灌”，以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高质量发展。面对全球经济波动和外部环境变化，我国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和连续性，财政政策注重提质增效、向科技创新和民生保障倾斜。这种政策定力使中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环境中，真正实现了“长期主义”和“稳中求进”，为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全球经济提供了难得的稳定源。

　　科技自立自强在关键领域加速突破，新质生产力正在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高端制造、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持续加大投入，新型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也为全球科技进步提供了重要供给；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这一方向的确定性尤为珍贵。

　　2026年前8个月，以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高速成长，其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超五成，反映我国产业在装备升级、研发创新、数字产业化等领域的全面能力提升。从8月数据看，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38.3%，同比提高2.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集成电路制造、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1.5%、36.7%、36.1%、31.2%；规模以上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7%，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计算机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2.9%、14.2%、11.9%。

　　五、人民币升值、人民币资产重估与投资中国是确定的

　　人民币汇率正在开启长期稳健升值通道，中国贸易和金融强国的稳步建设、制造业竞争力的持续提升、跨境资本流动的扩大开放吸引力，都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坚实的长期基本面。在全球货币体系多极化的大背景下，人民币作为重要国际货币的计价、支付、结算、储备等能力和地位将持续提升，这将是人民币资产长期价值重估的制度性保障，也是国际货币体系向着更加开放、公正、多极方向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的走势看，2025年和2026年以来，在全球美元潮汐波动显著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和利率是国际主要货币中少数能走出独立、稳健、自主走势的品种。近两年来，人民币兑美元已经累计稳步升值约10%，2026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自主稳健升值约3%。需要注意，这是在美元指数反复摇摆、美国国债利率在5%左右的近二十年高位波动上行的复杂外部环境中实现的，既反映出人民币货币和资产的强大内生韧性，也反映出市场对人民币货币和资产长期安全与成长的高度信心。——在当前发达经济体长端利率普遍上行的图景中，中国是少数仍能保有自主稳定长期利率的主要经济体，中国长期国债利率的期限和风险溢价要求低于美债等发达经济体的同期限国债近300个基点，显示全球资金正在以真金白银选择新的“国际安全资产”和“长期升值资产”。

　　从资产配置角度看，人民币资产重估意味着全球资金将重新校准其中国资产的基准权重。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权益资产的“新四牛”、中国债券资产的外资增配、人民币在国际结算和储备中份额的提升，将形成相互强化的正反馈，——如图表11所示，我国A股市场中的主要战略新兴、金融和地产等核心板块，正在以其全球领先的安全性、成长性与价值重估潜力，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了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分享中国安全、稳健、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投资机遇。

　　结语：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投资确定的中国

　　全球宏观的“不确定与确定”，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变革与生产关系调整在全球层面的集中映射，五个不确定的出发点是对外部环境的清醒认知，五个确定的落脚点是对中国经济的坚定信心。美联储路径、高债务、日元套利、原油冲击、AI影响——这些不确定性是全球大变局的“迷雾”；而通胀刚性、利率上行、制造业升级、政策定力、人民币资产重估——这些确定性是穿越迷雾的“罗盘”。两者结合，才能在复杂环境中做出理性的投资判断，既不因短期波动而过度悲观，也不因单一叙事而盲目乐观。

　　AI科技革命重塑生产力，国际货币变革重塑生产关系，而二者的方向选择最终都要回到“以人为本、服务于人”的根本问题。马克思讲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斯洛讲需求与动机应以人的美好追求为中心，这两个经典论述为我们判断大变局提供了哲学坐标，也为我们避免“异化的繁荣”，实现“真正的进步”，提供了衡量的标尺。

　　投资确定的中国，最终是投资于高质量、可持续、以人为本、开放包容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是投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全球变局中的中国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投资于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的长期持续升值轨迹上的优质中国资产。

　　当前全球产业发展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需关注潜在的海外经济波动、金融稳定、地缘局势等不确定性因素的潜在风险和可能影响。2021年以来，部分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压力高位，经济增长持续放缓，货币等经济政策面临两难。2022年以来，部分发达经济体央行持续加息对抗通胀，进一步增加了全球经济和债务压力，多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增长减速、资金流出和输入性通胀等压力。2023年和2024年以来，全球经贸和产业链波动、地缘形势和债务风险等不确定性因素仍然存在，全球经济持续面临粮食、能源和供应链等供给侧扰动，部分发达经济体前期货币投放和补贴政策之后的通胀扰动仍未平抑。2025年至今，美国特朗普新一届任期的政策调整正在较快进行，并对全球开启新一轮贸易战措施，下一阶段全球经济在总量增长、结构调整和发展前景等领域的不确定性风险正在进一步升高。